張 起（學者）
在唐人心中，蜀地食品成型機械是偏遠的，如“海內存知己，天涯若比鄰”，行走蜀道的驚險，如駱賓王《送費六還蜀》詩雲：“萬行流別淚，九折麻糬成型機切驚魂”。巴蜀與中原道路艱險，往來不易，但正是因這樣的特殊環境使得巴蜀文化自成系統，且與中原的文化交流匯通相對較少，致使前朝歷史文化面自動切蛋糕機貌的變遷，在蜀地十分遲緩。
三國蜀漢政權建立於蜀地成都，這裡自然保留瞭許多三國史跡。而巴蜀特殊的地理位置，相比魏、吳二國，魏、吳地勢開闊，在歷次改朝換代的淘洗中歷史舊跡遺存，容易時異事移，改變面貌。雖然距離上，長安到蜀中，沒有長安到吳越遠，但交通不便，所以王朝更迭對吳地的歷史文化面貌影響更大。劉希夷詩《蜀城懷古》說三國以來，四川風貌變化少，“蜀土繞水竹”“氣色何蒼蒼”，“舊國有年代，青樓思艷妝”，“古人無歲月”，當年的“陣圖一一在，柏樹雙雙行”，“漢廟”“秦倉”還在蜀地保存完好。
蜀中留存的三國遺址，蜀人口碑中的三國人事，為唐人歌詠提供瞭充沛的素材。形成一個特異的現象，許多出川入川的詩人，如陳子昂、張說、李白、杜甫、白居易、楊炯、岑參、劉禹錫、竇常、薛逢、李商隱、薛能、羅隱都吟詠過三國本事。除瞭詩歌，文章也有反映，如“一代名相”裴度在蜀時，有感於蜀地民間祭祀孔明的風氣，而作《蜀丞相諸葛武侯祠堂碑銘並序》。那麼多詩客文士歌吟三國，原因大約有三：一是蜀地民間保留瞭較好的三國遺風，諸葛亮甚至已深入到巴蜀民間風習中去瞭；二是劉備君臣在蜀漢建立瞭清明的政治，這正好切合唐代士子的政治理想；三是詩人們在蜀地時時感染著這種文化遺存，據《三國志》載：“黎庶追思，以為口實。至今梁、益之民，咨述亮者，言猶在耳。”這一民間口口相傳的方式一直在巴蜀延續。
唐人在巴蜀詠三國，主要集中在成都、廣元、夔州等地。杜甫生活在成都的感受是：“諸葛蜀人愛，文翁儒化成。”（《八哀詩贈左仆射鄭國公嚴公武》）這是他成都時見到的蜀人熱愛諸葛亮的印象。巴蜀多處祀有諸葛亮祠廟，尤以武侯祠最盛。唐人經常入祠憑吊，如大歷二年岑參在成都西川節度使杜鴻漸幕中，曾遊歷武侯祠和劉備廟，作《先主武侯廟》；大中五年李商隱在東川節度使柳仲郢幕中，冬天從梓州到成都推獄，遊武侯祠，作《武侯廟古柏》；武少儀在蜀時也作有《諸葛丞相廟》。
廟中古柏成片，成為詩人描寫的對象。如杜甫的名詩《蜀相》雲：“丞相祠堂何處尋，錦官城外柏森森。”大中末年雍陶刺簡州，作詩狀寫古柏：“密葉四時同一色，高枝千歲對孤峰”（《武侯廟古柏》）。
杜甫詠贊諸葛亮，在現存的杜集裡，有二十多首詩吟詠或提到，仰慕之心，在唐代詩人中找不出第二個。這與作者所處的時代和特殊經歷分不開。在陷唐於極大動亂的“安史之亂”爆發後，杜甫於乾元二年（759）舉傢逃難到成都，這裡是前蜀漢政權的大本營，之後又流徙梓州、閬州、夔州等地，在川約八年。杜甫在巴蜀，無一日不思念安史叛軍占領下的中原父老鄉親，希望能盡快恢復李唐王朝的繁榮，“再光中興業，一洗蒼生憂。”（《鳳凰臺》）在蜀地的他特別懷念三國時以西蜀為基地，五伐中原，匡扶漢室的諸葛亮，因此他“愁來《梁甫吟》”（《初冬》）。“復漢留長策，中原仗老臣。雜耕心未已，嘔血事酸辛。”（《謁先主廟》）諸葛亮北伐屯田渭南，卻在五丈原去世，遺下未竟之業成千古恨事。諸葛亮是悲劇英雄，杜甫是崇敬這樣的經國重臣的，他以名詩《蜀相》為之慟哭：“三顧頻煩天下計，兩朝開濟老臣心。出師未捷身先死，長使英雄淚滿襟。”
唐人的三國文化視野，既是歷史的，又是現實的。所謂歷史的，是包含對三國歷史題材的重視，因為離開那段歷史隻有四百多年，三國留下的歷史財富還在，歷史古跡尚存。所謂現實的，是指大唐盛世激發的精神追求與三國英雄史事契合，唐人需要利用三國題材來激勵自己，因此三國題材現實地反映瞭唐人的時代心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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